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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 ，继续关注农村高额彩礼的问题，其中有这样一段表述：

“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
，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
。引导树立正确的婚恋观、生育观
、家庭观，培育简约文明的婚俗文化。
”

自2019年以来 ，中央一号文件已经第七次提到农村高额彩礼问题
，表述从“治理”“专项治理 ”“综合治理
”再到“持续整治”，体现对该问题的高度重视和治理决心 。

今年值得关注的一个新提法 ，则是首次提出“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 ”
。

（图源：澎湃新闻）

一

“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
”是什么意思？

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李永萍常年关注农村高额彩礼问题
，她给岛妹举了个例子：紧挨着的两个村，因分属两省、风俗不同 ，就可能形成“彩礼差价”。这边刚限价
，那边偷偷涨价；这边听说隔壁村高，就也悄悄涨了回去 ，“按下葫芦浮起瓢 ” 。

老话说“十里不同风”
，到了村里边谈婚论嫁，就成了“十里比身价
”
。“甚至有人觉得 ，你不要这么高的彩礼，你自身肯定有问题。”李永萍说 。

随着人口流动
，跨省尤其相邻地区通婚，如今非常普遍
。李永萍表示 ，这导致彩礼风俗相互影响
，易引发攀比和模仿，仅靠单一地区治理难以奏效。

现实中 ，各省在高额彩礼治理上往往采取不同方式 。有的通过村规民约限制
，有的则缺乏干预，导致治理效果参差不齐 ，群众一比较
，容易心理失衡
。一旦高额彩礼引发的纠纷涉及多省，该谁管 、怎么管 ，更容易出现“踢皮球 ”现象。

在此背景下
，中央一号文件提出“加强省际毗邻地区联动治理
”，有助于厘清责任边界 ，提升协同治理效率 。这要求各地从“各自为战”转向“联合作战 ”，通过统一倡导标准
、共享信息、协同监管
，遏制高额彩礼之风在省际边界“流窜
”。

二

已有地方先行探索省际联动治理
。

例如，2025年以来 ，山东阳谷县与河南台前县 、范县签订《鲁豫毗邻地区移风易俗协同治理机制》
，通过统一标准
、共享服务、联合宣传等方式推进治理，“彩礼不超8.8万元 ，婚宴标准一桌200元”
，逐渐成为当地群众共识。

浙江丽水市安南乡与福建南平市岭腰乡，则启动“浙闽边移风易俗 ”行动 ，共同制定《浙闽边界村规民约》
，对彩礼上限 、宴请桌数
、菜品标准、礼金金额等作出细致规定 。

这些探索均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彩礼攀比 、大操大办的风气，获得群众积极响应
。

但也要看到 ，高额彩礼也出现了一些新变种。

“表面上彩礼数额降了
，但附加条件却多了 。
”李永萍指出，一些地方彩礼“明降暗升” ，现金额度受限，但县城买房
、买车、“三金 ”等成了新标配；一些地方彩礼以“定金
”“赠礼”名义存在
，监管难度更大
。

这也折射出高额彩礼治理面临的困境：彩礼属于一种“约定俗成 ”，需要依赖长久的引导与移风易俗 ，而不仅仅是制定限额。

三

中央下大力气整治农村高额彩礼问题
，因为这不仅是关乎农民群众的“私事”，也关系到乡村振兴和乡风文明建设 。

李永萍分析认为 ，高额彩礼会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
。经济上
，婚姻成本不断走高，对普通农村家庭造成沉重负担 ，在家庭内部也会导致资源分配严重失衡。

为成全一桩婚事
，中老年父母承受主要经济压力，养老空间被压缩 ，形成“代际剥削
”；高婚姻成本也让部分年轻人望而却步
，青年对婚姻信心下降 。高额彩礼背后，往往还存在性别比失衡问题
。

近年来 ，面对高额彩礼顽疾，国家多部门协同施政。民政部设立多批婚俗改革实验区
，倡导文明婚俗；最高法发布涉彩礼纠纷司法解释；农业农村部牵头开展高额彩礼 、大操大办专项治理；共青团、妇联等着力搭建公益婚恋服务平台，拓展青年社交圈 。

各地也摸索出一些办法 ，例如将彩礼问题写入村规民约
，发挥红白理事会
、道德评议会等群众性自治组织作用，加强自我管理；提出“低彩礼”“零彩礼 ”等激励措施 ，党员干部带头示范
，引导观念转变。

治理农村高额彩礼问题，本质上是推进乡村社会价值观转变 ，需要疏堵结合
。基层政府、基层党组织不能缺位
，还要抓关键治理主体，请他们带动更多村民。

这也需要更多“源头活水
” ，根子上需要发展乡村经济
，提升农民收入，普及教育宣传 ，扭转“彩礼等于身价”的旧观念，以及完善农村养老保障
，缓解农民群众“养儿防老 ”的后顾之忧等 。

文/辛夷

来源/侠客岛微信公众号